G20公报表达了对风险的重视：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仍大，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各国在公报中达成了共识，加大支持力度，落实结构改革。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但所谓的“新广场协议”无果，公报仅称“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

 

一、重视风险：经济依然承压，增长仍不均衡

 

    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仍大。公报指出，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依然不均衡，且未达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水平。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巨震，12年以来持续复苏，IMF和世行估算的15年全球GDP增速分别为3.12%和2.80%。而更为敏感的OECD领先指标则显示，15年以来全球经济下行风险正在加大。

 

    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而造成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原因之一在于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15年全球经济仍在复苏，工业需求依然低迷，而美元加息预期则持续升温，令大宗金属和能源价格大幅下滑，全年跌幅普遍在30%左右。其中跌幅最大的非铁矿石莫属，跌幅达42.6%。

 

    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也令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性。公报称“英国可能脱离欧盟以及一些地区存在大量难民且人数仍在增加将对经济造成冲击”。事实上，09年以来，大量难民持续涌入英法德等国，且规模迭创新高。以德国为例，超过70%的难民来自于欧洲本土，在加重德国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加剧了其国内政治摩擦。

 

二、达成共识：加大支持力度，落实结构改革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公报指出，过去几年，G20在促进增长、投资和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将“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来实现这些目标”。事实上，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美欧日为首的各国政府，综合使用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货币政策方面，称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保持价格稳定，与中央银行的职责保持一致，但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金融危机以后，美、日、欧均使用量化宽松政策，在大幅降低利率的同时，加速提升货币供应量。但如今美国已经退出QE开始加息，而日本则于16年2月16日宣布将政策目标利率降至0以下，欧元区隔夜存款利率早在14年6月便已降至0以下。

 

    财政政策方面，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以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振市场信心，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美、日、欧财政赤字率均大幅上行。美国财政赤字率08年即突破3%国际红线，09年冲高至9.8%，其后虽缓慢下行，但长期高于3%。而美国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也是一路走高，并在13年超过100%。欧盟、欧元区财政赤字率同样在金融危机后大幅激增，从08年的2%左右飙升至09年的6%以上，其后虽然缓慢下滑，但仍持续高于3%。而英国和法国也都步了美国的后尘，中央政府负债率持续走高，并已接近100%。全球政府债务杠杆率的上升值得警惕。

 

    加大结构性改革。但当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压力加大，并不仅仅是周期性现象，更与结构转型有关。公报指出，“结构性改革在提高生产率和潜在产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将优先推进并特别强调实施调整后的国别增长战略，以便到2018年实现产出额外增长2个百分点的目标”，承诺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包括提出一系列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指导原则。

 

    加强基建投资和贸易往来。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落脚点，一是基建投资，二是国际贸易。

 

    在贸易方面，公报明确，将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研究可能的政策应对措施，将继续采取措施增强包容性，并减少过度的全球失衡。事实上，全球出口规模增速于2010年见顶，并在2012年迅速坠落，过去三年始终徘徊在零值附近，成为拖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基建方面，公报指出，将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发展，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而考虑到多边开发银行在促进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及其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减贫方面的使命，未来将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制定支持高质量项目的量化目标，并共同采取行动。

 

三、新广场协议无果

 

    然而，对媒体事前渲染的“新广场协议”，公报中仅仅以“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作为总结陈词。公报称，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

 

    当前达成“新广场协议”的分歧较大。一是大央行间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协作机制；二是虽然中国每个月的贸易顺差依然在增加，但美国的外贸逆差并没有扩大。三是短期看美国加息预期延后，美元短期走弱，所以新“广场协议”的提法未免过于激烈。

 

    但对于中国而言，中美经济分化的背景下，汇率贬值本身值得肯定，只是在贬值的时机和幅度的选择上存在争议。如果人民币汇率强行升值，只会进一步加剧国内房地产等资产的泡沫化，对经济的转型更不利。而根据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而日本和德国的经验对比表明，只要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汇率浮动和资本项目开放并不足以破坏国内经济。

 

    为期两天的上海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7日晚间正式闭幕。G20公报称，各国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避免竞争性贬值；将清晰沟通政策行为，减少负面溢出效应；将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

 

    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28日就G20共识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称，会议对全球经济形成的重要共识包括：全球经济风险有所上升；不应过度悲观；需要共同采取行动，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易纲称，Ｇ20能够达成“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的共识是非常不容易的。过去几年Ｇ20在讨论宏观政策协调时，各国对是否应该更多使用财政政策存在一些不同意见。这次则对财政政策有了非常具体的表述，背后的原因是一些原来对使用财政政策支持增长比较谨慎的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态度发生了变化。

 

    对于会前外界热议的“新广场协议”，易纲称当前各方对汇率走势没有一致的看法，Ｇ20从来没有出台类似“新广场协议”的计划，该协议也不现实。

 

    就中国外储问题，他表示，会议本身并未进行太多讨论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外储问题，外储下降主要原因是居民增持外汇资产和减少外汇负债，是藏汇于民。中国资本外流的速度会逐渐降下来。此外，中国每年仍有很高的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进项，资本流入速度仍然较快。

 

    以下为新华社访谈全文。

 

    问：针对最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这次Ｇ20会议对全球经济有什么样的判断？

 

    答：今年初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下跌，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态势变得不如此前明朗，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陷入困难。这次Ｇ20会议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召开的，对全球经济形成的重要共识有以下几点：

 

    一个是全球经济风险有所上升。这一判断的重要性在于Ｇ20承认全球经济面临着较大挑战，正是有了这一判断，才为这次会议决定Ｇ20将在更大力度上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并采取多种措施支持经济复苏埋下了伏笔。

 

    二是不应过度悲观。今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比较动荡，市场目前弥漫着一种比较悲观的情绪。但这次Ｇ20会议讨论的结果是“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我们预期，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继续温和扩张，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换句话说，Ｇ20在认识到全球经济面临着较大挑战的同时，也认为全球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那么差，金融市场可能存在过度反应，有些过于悲观。

 

    三是Ｇ20需要共同采取行动，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复苏。“我们同意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实现提振全球增长的共同目标。”公报使用了“更多”这个词，意味着Ｇ20在政策上要加大力度。

 

    问：Ｇ20准备如何在政策上加大力度？

 

    答：公报特别强调要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并指出这些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Ｇ20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是非常不容易的，过去几年Ｇ20在讨论宏观政策协调时，各国对是否应该更多使用财政政策存在一些不同意见。这次则对财政政策有了非常具体的表述，背后的原因是一些原来对使用财政政策支持增长比较谨慎的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态度发生了变化。

 

    公报还着重强调了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这是我国主动推动，并得到Ｇ20国家广泛支持的倡议。会议上，多数Ｇ20国家指出，仅靠货币财政政策是不够的，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推动中长期的增长，而且结构性改革还能使短期的需求侧政策更加有效。

 

    问：此次会议前，有很多人期待Ｇ20就汇率问题有所行动，请问此次Ｇ20会议是如何讨论汇率问题的？公报里面说就汇率问题密切讨论沟通指的是什么？

 

    答：汇率问题是此次Ｇ20会议的讨论重点之一。Ｇ20公报突出强调避免竞争性贬值的承诺，在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对外界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既是对Ｇ20成员自身的一个约束，也对非Ｇ20成员起到了表率作用，有利于消除对爆发“货币战争”的担忧。

“就外汇市场密切沟通讨论”是Ｇ20以前没有用过的语言，体现了Ｇ20对近期汇率波动的高度重视，并突出了Ｇ20成员间相互通气的重要性。

 

    在此次Ｇ20会议召开前，媒体对所谓“新广场协议”的报道较多。事实上，Ｇ20从来没有过出台类似协议的计划。这样的计划也不现实，因为与签署广场协议时不同，当前各方对汇率走势并没有一致的看法，而且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广场协议时代也有很大差距，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就外汇市场进行密切讨论沟通，其实是一种更加灵活的协调方式，对于消除外汇市场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将发挥积极作用。

 

    问：此次Ｇ20会议是否专门讨论了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问题？

 

    答：周小川行长此前已对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问题进行了全面、清晰的阐述。因此会议本身并未进行太多讨论，这里我想再说几个观点。

    首先，尽管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有所提高，出现了一些波动，但其波动幅度相比其他货币仍然要低得多，不应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产生过度反应。

    其次，近期外汇储备下降有很大比例是外汇资金从官方向企业和个人转移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和居民增加了外汇资产和减少了外汇负债，结果就是藏汇于民，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情况。

 

    第三，有人看到中国外汇储备近几个月下降较多，便推算外汇储备将始终按这一速度下降至一个较低水平。这种推算不一定合理。中国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增持外汇资产和减少外汇负债，这个过程是有限度的，资本外流的速度会逐渐降下来；此外，中国每年仍有很高的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进项，资本流入速度仍然较快。

 

    第四，人民币汇率也受到了一些短期投机力量的影响。我们对人民币的基本面有充分信心，相信人民币汇率会由更多地受短期预期影响向基本面回归。

 

    问：公报中有一段关于国际金融架构的内容，能否谈一下Ｇ20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和意义？

 

    答：当前，全球金融体系更加复杂、联系更加紧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重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复苏并不稳固，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再次凸显了不断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性。

 

    在此背景下，中国决定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这个提议得到了Ｇ20成员和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在国际社会反响很大。

 

    问：Ｇ20公报中有一段关于普惠金融的表述，其中提到了数字普惠金融。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

 

    答：中国一直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发展，今年我们借担任Ｇ20主席国的机会，在Ｇ20财金渠道下推出普惠金融议题。这个想法得到了Ｇ20成员和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许多非Ｇ20国家也积极响应。

 

    会议公报提出要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和普惠金融数据收集和指标，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的两个议题，可以借此机会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在这些方面所积累的良好实践。

 

    问：G20公报中有一段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内容，这在Ｇ20历史上是个新话题。能否谈谈此举的背景和意义？

 

    答：今年我们第一次把绿色金融加入了Ｇ20议程。这个倡议获得了Ｇ20成员和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我们与英格兰银行着手组建了Ｇ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可以说是在Ｇ20的历史上留下了中国印迹。

 

    目前全球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发展绿色金融具有重大意义，不仅有助于改善全球环境，也能动员更多资金进行绿色投资，有利于提升全球的经济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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